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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是融诗文、书法、绘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
作者:  发表日期:2017/5/23  浏览次数:2588

中国画是融诗文、书法、绘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,题款是实现诗文与书画相结合的艺术手段,明中末的许多画家能诗,能书,善画,并不为古法所囿,大胆地将自己的思想,主张以诗文的形式,潇洒的笔法题写于画中,努力追求诗书画相互协调的艺术情趣。
  方熏在《山静居画论》中说:“题款图画,始自苏东坡,米芾,至元明而逐多。以题语位置画境者,画亦由题益妙。高情逸思,画之不足,题以发之,后世乃为滥觞。”
  徐渭的诗书画可谓力革陈规,独树一帜,诗书画的结合更突显了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文字是抒发情感最为直接的方式,徐渭的文学功底非常深厚,他生前最为世人所知的便是他的诗文,尤其是文,当时人们都称他为“文士”,但是,徐渭的一生怀才不遇,落魄窘困,常常代人写文章以谋生,所以,他的不少文章都是违心应酬之作,而他的诗则很少代作或应酬,相对来说蕴涵了他的真实情感。
  徐渭的诗写得好,并特别喜欢在画上题诗,将诗书画相结合相配,以诗来加强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诗情画意融为一体,水乳交融,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相互融合,相互激荡,字里行间其性情毕现。画中题款反映着徐渭的身世遭遇,才学修养以及他对当时社会弊端的猛烈抨击,最重要的是,徐渭对艺术的精辟见解以及鲜明创新的美学思想,大都闪烁在其题跋中。
  清代郑绩认为题画的书体应与画面协调一致,即“意笔用草,工笔用楷”。徐渭题画款书大多是行书,如行云流水,挥洒自如,一般题画者写行书每行必有一条中轴线,而徐渭则不然,他的题书挥洒灵动,字型大小随意,不拘一格,自然成排,独出心裁,妙趣横生,这种行书似行而草,与他不拘成法,随意挥洒的画风天然结合,相互辉映,情景意气浑然一体,相得益彰。
  徐渭的写意画之所以能达到“旷如无天,密如无地”,“能如造化绝安排”的境地,诗、书、画、印完美地结合为一体,画中题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,它将具体形象难以表达的情感传达给观者,使花鸟形象充满情感。
  《墨葡萄图》的题诗是徐渭孤愤情感的流露: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,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。以野葡萄自喻,抒发了“半生落魄”,胸怀“明珠”而无人赏识的无奈,所寄托的是怀才不遇的悲哀,反映了他孤独而凄凉的心境。题字老笔纵横,行次奇斜,字势跌宕,风格独具,与狂放雄奇的画风浑然一体,与画意相互生发,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徐渭坎坷不平的一生悲情。
  在《榴实图》的右上角空白处,有一首狂草自题诗:山深熟石榴,向日便开口;深山少人收,颗颗明珠走。在这首题诗中,徐渭同样以诗画寄情寓意,借题诗表现自己的怀才不遇,字体挺健,牵丝连线,飞舞有势,与用大写意的笔法画出的一只绽裂的石榴相配,更使得画面构图完整,意境深远。
  徐渭的画不同于一般文人画家的笔墨游戏,他是借题诗直抒情怀,但是徐渭并没有仅仅滞留在“自怜自惜”的哀叹中,而是由对自己不公平的愤懑,发展到直指明末政权的黑暗,可谓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呼声,这也正是他有别于一般文人画家之处。
  徐渭有幅鳜鱼和鲋鱼图,两鱼在画的右边用柳枝穿系,还不到整幅画的三分之二,画的左边用行草题诗,最后为:青藤道士画并题,下又题小字五行。在整幅画的构图上,题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,如果没有题款,画就会因明显的不完整而显的蹩脚,题款以激越的行草写就,与大写意的画风非常协调,同时,徐渭对黑暗政权的憎恨以及对民众的同情跃然纸上。这与一幅《芍药图》中的布局相似,花占三分之二,题诗与落款约占三分之一,风驰雨骤的字,水墨淋漓的花,精彩绝妙的诗,诗书画印天然结合。
  在《黄甲图》中,徐渭大胆指责道:稻熟江村鱼正肥,双鳌如戟挺青泥;若教纸上翻身看,应见团团董卓脐。董卓为东汉奸臣,说明当时横行一世的正是董卓之类的人。《墨花图卷》又题道:老夫游戏墨淋漓,花草都将四时杂。莫怪画图差两笔,近来天道够差池。这里的指责也是非常大胆的。
  徐渭的题跋所表现的思想不止于此,更重要的是题诗中所蕴涵的美学观点。
  在一幅有两朵萱花,一只白头翁的水墨花卉卷上,徐渭题上了:问之花鸟何为春?独喜萱花到白头。莫把丹青等闲看,无声诗里诵千秋。还有幅题梅诗:从来不见梅花谱,信手拈来自有神。不信试看千万树,东风吹着便成春。在徐渭的另一首题画诗中有“不求形似求生韵,根拨皆吾五指栽”。
  这些诗文与书法、画面相渗透,扩展了画面的审美内涵,可谓锦上添花,充分表现了徐渭的美学观点:强调绘画的写意性,以抒发思想感情,追求个性解放,不墨守成法,具有独创精神,以心灵为重,讲究气韵,不求形似。
  徐渭绘画的主要成就在于水墨大写意花鸟,一个画家画什么固然反映了他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气质,但是花鸟的具体形象本身表现能力有限,所以当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难以具体形象难以表达时,就要借助于画中题款。
  徐渭不是通过题材、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,反映自己的美学思想等等,而是通过画上的题款来传达的。墨葡萄、荷花、螃蟹等形象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,却因令人耳目一新的题款赋予了这些形象以深刻的内容,读其题画诗,便能豁然明白其中所寄寓的深刻涵义。

徐渭书法解析
□张大风

  “青藤白阳”之一著称的水墨写意花卉先祖徐渭,生前对其身后的绘画盛名或许是始料不及的,但他一句“吾书第一,诗二,文三,画四”却道出了他对自己书法艺术的自信。尽管后世评价各执一端,众说纷纭,但徐渭的书法确实具有了他与其他艺术成就一样高的品格,如其画开大写意之门,如其诗一扫近时之污秽,如其曲“意气豪达”,总之如其人“强心铁骨,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,字画之中宛宛可见也”。
  徐渭从少年时代即开始习练书法,早年颇学钟王,为其书法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然而其狂放不羁的性格不为楷书所束缚,中晚年大量作行书和狂草,尤以别具特色的草书最多。其传世书法作品主要即行草,这也是行草之书最少约束而又潇洒风流的缘故。
  徐渭楷体意多含蓄而古拙。字多为方正之形,大小随形,不做整齐划一安排,虽有法而不循法,变化天然,乱头粗服,天真烂漫,毫无轻佻之习,洗尽铅华之气,而厚重、浑朴之趣溢于意表。这种书法,用线拙劣,细细品赏则愈探愈有味,有一种特殊之美深蕴其间。
  最能代表徐渭书法风格,亦最具个性特色的当属其草书。观其草书数字连绵、一气呵成、奔放奇纵似写胸中之块垒。徐渭草书运笔超脱,狂放不羁,气势雄健,情感激烈;字形则大小参差,或颠扑,或偃仰;字或如狂,或如醉,皆出之自然,浑然天成。寓姿媚于扑拙,寓霸悍于沉雄,笔画圆润遒劲,结体跌宕嬗变,章法纵横潇洒,达到书写神韵之顶端。
  在徐渭的传世作品中,首卷如《淮阳侯祠诗翰卷》,大幅立轴如《草书杜甫诗卷》、《咏墨祠轴》可谓集中代表徐渭书法风格。除具有密而散、古而媚的特征外,大幅立轴在创作中更以茂密增之,行距几乎被压迫殆尽,从而造成巨壁压顶的强烈气势。结字在多用横撑之态的同时,亦不时用重笔拖长以纵势产生对比,重笔多作虎尾节状。整幅作品看似点画狼藉,疾风骤雨,然不失细微之交代。而破锋、出锋或涩笔的运用,则更增添了用笔的变化,使作品产生丰富的视觉效果,撼人心魄。徐渭能于用笔之中谋篇成章,散而不乱,对立而能统一,反映了其驾驭整幅作品的高超才能,实非常人所能及。
  徐渭草书的章法结篇有两种类型,一种较为疏散,如《草书白燕诗卷》、《草书春雨诗卷》等,字距较密而行距较阔。另一类则较为密集,多见于立轴,如《草书杜甫诗轴》、《应制咏墨词轴》、《应制咏剑词轴》等,皆字距行距很密,几无空隙,如担夫争道,如乱石铺街,字形连属,笔法连贯,望之满纸如屯云滚滚,生气涌动,气势壮阔。这种章法在其他草书家是极少有的。
  书如其人,古今人每道之.个性猖狂者,晋有阮籍,明属徐渭。在礼节繁重的背景下的徐渭“在总督胡宗宪幕府戴敝鸟巾,衣白布浣衣,直闯门入,示无忌讳。”而徐渭对于书法中之“法”亦是不屑遵循。徐渭尤善行草书,却与其他行草书家面目不同。至于狂草,明代擅此者为数甚少,有的即使写得联翩奔放,但只能说是“大草”,而真能当得一“狂”字者实数不多。明代擅草书者前有宋克,解缙,继有张弼,祝允明诸人,后即徐渭,澹景凤,董其昌等。诸家草书各有千秋,然皆有法度,蹊径朗然可辨,独文长仪态癫狂,超然于法度之外,无蹊径可寻。一般要求摹本要忠实于原作,他却赞赏“时时露己笔意者”,并称此为“高手”。这实际上要求作出包括摹本,都要有书家的个性。一般要求书法以骨力取胜,他则要求以“媚胜”。这与他的书法创作“苍劲中姿媚跃出”是一致的,与杨慎的“婉媚”说相类。明初以来的书法对苏、米的侧笔、卧笔多所讥贬,他则完全肯定。他与传统的重中锋尚骨力的主张迥异其趣。
  在追求己意的同时,徐渭并不是一个放弃传统书法技法而不求功力的书家。他曾著有《玄元类摘》一书,深解笔法,详论点画。关于天才和功力,关于何为“出乎己”,他自有定论。
  徐渭的狂放恣肆是其人格的履行,亦是一个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遭情寄诗画——青藤绘画款识探研


遇的契合。袁宏道赞其书云:“文长喜作书,笔意奔放如其诗,苍劲中姿媚跃出。予不能书,而缪谓文长书法决当在王雅宜,文徵仲之上,不论书法而论书神,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,字林之侠客也。”这“书神”二字,道出了徐渭的精髓所在。奔放奇纵的气质精神,使人观徐渭书而流连忘返,正如古人云:“善出奇者,无穷如天地,不竭如江河。”另外,这段文字历来被认作是对徐渭的精确评价。若以传统的审美立场观察,徐渭之书似不及文徵明和王宠,然若以展现人的本性而言,徐渭之书即是徐渭之人,一个有血有肉有精神的活生生的人。从这一立场出发,说徐渭之超出文、王二人,袁宏道所评是不为过的。
  当然,徐渭人的叛逆、书的癫狂不是无理由可寻的。徐渭青年时期对“阳明心学”颇有研究,他是王阳明弟子季本之弟子,是阳明后学之左派,是明清之际带有个性思想、解放色彩的文艺思潮的先驱。这一点几乎影响着他所有一切艺术活动,更不用说书法了。
  在徐渭的作品中,亦时见少许放纵失控之笔,评者谓“其书有纵笔太甚处,未免野狐禅”,似可窥及张弼的影响。然此小癖,所谓瑕不掩瑜也。
  徐渭被评为“大力摆脱传统束缚、另辟新境、追求新意的典型书家”。历来作书讲求法,故称“法书”或“书法”,独徐渭能黜陈规、鄙法度,独立于书法大家之林,所以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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